书院,传道济民之地,著书立说之所,提起书院,自然少不了书香。丰湖书院的丰湖书藏便是其中的佼佼者。
藏书规章中条目最多
清嘉庆二十四年(1819),惠州知府罗含章为丰湖书院赠书;道光年间,新知府杨希铨又特地为书院捐赠图书600册,然而,均不成为图书馆。
清光绪十二年(1886),主持粤政的是两广总督张之洞,赏识时年28岁的“九品翰林”梁鼎芬,聘其主讲丰湖书院。梁鼎芬看不惯晚清官场的腐败和士气的孱庸,在丰湖书院的东偏濒湖处建一范孟博祠,南筑书藏为苏东坡祠,欲以东汉范滂和北宋苏轼的文章道德气节倡导诸生,而创建丰湖书藏,是梁鼎芬对惠州士风影响更为深刻的另一个重大举措。
此后,丰湖书院书籍逐年增加,顶峰时达到10万册,成为广东早期较具规模的图书馆之一。为了最大限度地利用书籍,梁鼎芬制定出一系列与之配套的规章制度,即《丰湖书藏四约》:《借书约》、《守书约》、《捐书约》、《藏书约》,是清代藏书规章中条目最多,规定最为详备的。很多内容已具近现代图书馆管理制度之雏形。其中《借书约》中严格规定了借阅对象、时间、期限及可借书的种类、册数。《守书约》细致规定了管库人员的挑选及对库房、书籍借阅情况的定期检查等事宜。《藏书约》则是针对南方的潮湿气候采取的通风、防虫、防鼠等爱护书籍的措施。《捐书约》规定所捐的书籍多寡,种类不限,也可以款代书,并在所捐书籍上加盖捐书者木印和“丰湖书藏”石印等内容。
文人奋力拯救藏书
“丰湖先生作书藏,小户人家知买书;但得五车搜旧蠹,不辞三月食无鱼。”诗句描写的,正是民间百姓对书籍的渴望。可以说丰湖书藏,正潜移默化地影响了他们的精神生活。
同时,丰湖书藏还将“爱书”、“重书”的风气传承下来。
民国初年,炮火连天。丰湖书院在战乱中遭到炮火轰击,书藏遭到破坏。此时,藏书的作用更多是用来“烧水、煮饭或当枕头作床垫”,藏书损失惨重。有识之士为保护藏书,将丰湖藏书楼的剩书移至惠州城内小西门二仓(今惠州市第九小学附近),并妥善保管。几经周折,1931年,在地方名士李岱青、黄树棠、张友仁的倡议下,众人自掏腰包,在中山公园建成800平方米两层钢筋混凝土结构楼房。其中,著《惠州西湖志》的张友仁尤其注重乡邦文化建设,他每月捐出月薪的三分之一来购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