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代同堂，其乐融融。
2016年5月17日，成都青羊区清江西路，车水马龙。97岁的刘治芳坐在家中，窗外高楼林立。由于当天阳光正好，挂在胸前的抗战纪念章，也显得熠熠生辉。一岁多的曾孙，伸出小手捏住纪念章，“咿呀”几句后，又伸出另一只手摸她的额头。刘治芳轻轻把头贴上去，稚嫩的小手与布满沟壑的额头，亲密地靠在了一起。
“等你长大了，祖奶奶给你讲故事，关于抗战的。”刘治芳摸了摸曾孙的头说：“古时候有花木兰替父从军，还有穆桂英披挂上阵。当年国家民族危亡时，不仅有热血男儿抗战打鬼子，我们女子也同样上战场，为国家民族尽上了一份力……”
老兵档案
姓名：刘治芳
性别：女
年龄：97岁
民族：汉
籍贯：河南开封
所属部队：第九十五后方医院
职务：中校
口述实录
“炮弹声炸得轰隆隆响，到处都是废墟和焦土，很多平民倒在血泊中，以及闻到一股难以名状的焦灼味，感觉就像人间地狱。”
“武汉会战期间，我被多次调往一线抢救伤员。那场战役中中国军队死伤的惨状，是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腿被炸断的，被子弹打伤的，无论多么惨烈的伤，我都见到过。”
“我们还亲手埋葬了战友。有些运下来的伤员，经抢救无效去世。我们亲手埋葬了他们，每一次都会含泪，都是一条条年轻的生命，他们的父母还在盼着孩子回家……”
“他（丈夫赵步云）当年教书时，对学生不分地位和身份。有一次，白崇禧过来视察，周围有不少官员在场，询问儿子的学习近况。我丈夫直接回答，丝毫未给白崇禧面子。”
“2000年左右时，这批学生来到成都，与我们见面。他们站了几排人，一起面向我们敬军礼。”
逃离学校封锁随军宣传抗日
1919年，河南开封。一声女婴的啼哭，打破了刘家的宁静。那年，第一次世界大战的战火刚熄灭不久，作为战胜国的中国，派代表前往巴黎参加巴黎和会。但在巴黎和会上，中国却遭到不公正待遇，要求把山东胶州湾交由日本。随后，“五四”运动爆发。这一切，都悄悄地影响着刘家。
刘家在开封经营纺织生意，在当时算是大户人家。老刘喜得千金后，取名治芳。刘治芳懂事后，进入私塾，学习四书五经、琴棋书画等。
1937年7月7日，北京卢沟桥上的枪响，打破了中华大地的宁静，中华民族的全面抗战由此开始。
当时，刘治芳正在河南省立开封女子师范念书。一群学生模样的青年，在学校内外宣传青年抗战。学校里，不少接受过高等文化教育的女子，也在振臂高呼：“抗战，抗战！”
刘治芳和不少同学当即决定随军抗战，打算当天下午就出发。学校得知情况，出于保护学生的考虑，封锁了校门，禁止学生出去。一直拖到当晚，刘治芳等数十位同学，才趁乱跑出学校，找到路过此处的一支抗日部队。
随后，刘治芳随军抵达南阳，进行了短期训练。由于十分喜爱唱歌，刘治芳还兼任了宣传员，在当地唱抗战歌曲，号召更多青年参与抗战。
参加战干团成为首批女学员
南京沦陷后，武汉成为全国的抗战中心。众多知识青年，相继汇聚到武汉，投身抗战行列中。1938年1月，“国民”政府正式成立战时工作干部训练团，简称战干团。
据资料记载，战干团为抗战时期的一个军事、政治训练机构。共设有4个团，均由蒋介石任团长，当时的军事委员会政治部部长陈诚任副团长，并设有教育长。第一团创办于武昌，后迁到四川綦江（今重庆綦江）；第二团设在山西，实际上未成立；第三团设在江西雩都；第四团设在西安。
在南阳受训后，刘治芳等青年学生，在部队领导的动员下，前往武昌，加入刚成立的战干团一团。战干一团自建团后，先后成立过3个学生总队和1个直属女子大队。刘治芳成了女子大队的首批学员。
由于受战乱影响，她们的学习条件非常艰苦。当时，一个班10多个人，睡一张铺在地上的大通铺，每日三餐8人一桌，只有一盆水煮菜。两套运动服、一套草绿色裙子军装，是刘治芳最贵重的装备。
战干团一期的训练，长达6个月。她们既要学习基本的军事操练、野外演习、实弹射击等军事课程，还要分科学习“三民主义”、“政治学概论”、“新闻学”、“军民合作”、“对敌宣传”等。
亲历武汉轰炸战场抢救伤员
武汉会战中，中国军队在废墟中向日军进攻。（资料图片）
对于战争的残酷，不满20岁的刘治芳，在武汉会战中，体会得尤为深刻。
1938年6月，规模最大、时间最长、歼敌最多的战役——武汉会战爆发。
中国第5、第9战区部队，在武汉外围沿长江南北两岸展开，战场遍及安徽、河南、江西、湖北4省广大地区。
在纵横千里的武汉会战战线上，中日两军激战了4个多月。此战中，中国军队浴血奋战，打响大小战斗数百次，以伤亡40多万的代价，毙伤日军25.7多万，大大消耗了日军的有生力量。
虽然日军最终攻占了武汉，但其速战速决的战略企图并未达到。此后，中国抗日战争进入战略相持阶段。
当时在战干团学习的刘治芳，亲眼目睹日军轰炸武汉，无辜百姓被炸死炸伤的惨状，“炮弹声炸得轰隆隆响，到处都是废墟和焦土，很多平民倒在血泊中，以及闻到一股难以名状的焦灼味，感觉就像人间地狱。”
由于刘治芳了解救护知识，武汉会战期间，她被多次调往一线抢救伤员。由于年事已高，具体的细节，刘治芳已经记不清了。但那场战役中中国军队死伤的惨状，“是一辈子都无法忘记的，腿被炸断的，被子弹打伤的，无论多么惨烈的伤，我都见到过。”
如刘治芳一样的年轻女孩，在这场铁与血的战场上，更深刻地感受到了战争的残酷，以及中华民族抗战的艰辛。
军营里唱战歌为战士读写信
1938年7月，刘治芳从战干团毕业，被分配到随军的野战医院。武汉会战后，由于武汉失守，刘治芳随军到达湖南长沙，分配到第95后方医院。
在不少城市沦陷后，长沙成了通往西南的重要屏障。一旦长沙被日军攻陷，中国在战争中将处于更为被动状态。
为保住这一战略屏障，中国第9战区先后与日军第11军，从1939年9月到1944年8月期间，先后进行了第一、第二和第三次长沙会战，并最终引发了第四次长沙会战。
当时，“国民”政府尤为重视长沙地区的防御，由薛岳率领的第9战区集结重兵与日军在战线对峙。在第一、二次会战中，中日双方未分出胜败。在第3次长沙保卫战时，中国军队与日军展开殊死搏斗，最终将日军击退。但在第4次会战中，日军以优势兵力发动猛攻，中国军队被迫撤退。
“我们那时候，就在后方照顾伤病员。”离开武汉后，刘治芳一直留守湖南。在后方医院中，她见证了长沙的多次战役。
一向爱唱歌的她，常在军营里唱抗日歌曲，以此鼓舞战士们的士气。无论是“最解恨”的《大刀进行曲》，还是民族精神的《黄河大合唱》……都被刘治芳唱得十分动人。
除此外，刘治芳等战地护士，还有一项工作：为战友念家书、写家信。“有不少战士因为家里困难，不会读书写字。”每当收到家书后，刘治芳就在休息时间，为战士们念家书，回家信。
来信中，有的是母亲盼儿归来的心声，有的是鼓励儿子报效祖国的嘱托……“我也感同身受，也想念家中父母，但是抗战更为重要。”
战友牺牲巨大含泪亲手掩埋
长沙会战中，中国军队向日军射击。（资料图片）
虽然已是97岁高龄，但刘治芳仍记得，当年的95后方医院院长是钱会渝，政训员叫邱群，是黄埔六期毕业的。
“邱群一直想上战场，之后就被调往湘西抗战。”也是在那时，刘治芳成为代理政训员。后来，刘治芳所在的医院，接到命令退往云南。
1941年12月23日，“国民”政府与英国在重庆签署《中英共同防御滇缅路协定》，中国为支援英军在滇缅抗击日本法西斯，并保卫中国西南大后方，组建了中国远征军。
1943年，刘治芳等人抵达云南曲靖。当时的远征军司令是陈诚，恰好是他们当年在战干团的领导。
“我请命参加远征军，一起到滇缅打鬼子。”但刘治芳参加远征军的请求，被陈诚回绝了，“他说，远征路会异常艰辛，让我们在后方做好工作，也是在为远征军尽力。”
不久，在云南安顿好后，刘治芳所在的医院经过整合，合并为96陆军医院，刘治芳升任中校，在后方救治从前线下来的伤员。
让刘治芳无法忘记的是，很多前线下来的伤员，常常哭着讲述战事的惨烈。经历过武汉会战、长沙会战的刘治芳，能够想象得到前方战场必定凶险万分。
“我们还亲手埋葬了战友。”有些运下来的伤员，经抢救无效去世，“我们亲手埋葬了他们，每一次都会含泪，都是一条条年轻的生命，他们的父母还在盼着孩子回家……”
丈夫蓝天作战她在地面救护
刘治芳与丈夫赵步云的留影。
1944年，刘治芳已投身抗战近7个年头。年近25岁的她，收到河南老家的一封信，父母在信中嘱咐她，已到成婚论嫁的年纪，务必解决终身大事。
也是在那时，领导也在催促她，开始为她安排相亲对象。一心抗战的刘治芳，虽然“被迫”见了多个对象，但她都一一婉拒了。直到一位身着空军军服的青年，和她畅谈了好一阵后，才打开了她的心门，“对他印象还不错。”
青年名叫赵步云，也是河南老乡。赵步云在云南易门县担任空军5路军司令部第一总台哨长，负责监测日军飞机动向。之后，赵步云又担任了航空委员会云南防空情报所队长。
“他曾经是空军飞行员。”这也是打动刘治芳的另一点，赵步云曾在美国受训，归来后担任飞行员，在滇缅的蓝天中轰炸日军。但在一次执行任务时，飞机不慎失事坠毁。他成功跳伞，但因此受伤，之后转到司令部当哨长。
很快，两人在部队领导的见证下，定下了终身大事。
1945年8月15日，日本天皇通过广播发布《停战诏书》，日本宣告无条件投降。当时在云南的刘治芳夫妇，见到了全城军民欢呼的感人情景，“地面上燃放的炮竹，都堆了厚厚一层。”
也是在那年，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出生。赵步云申请转业，前往设在都江堰的空军幼年学校总队。之后，一家人在四川定居下来。
如今四代同堂喜爱看书看报
在四川的日子，刘治芳感受到了阔别许久的安定与和平的日子。
赵步云在空军幼校担任副中队长，任职期间，培育了大批空军人才。
“他当年教书时，对学生不分地位和身份。”刘治芳说，当年的“国民”政府陆军一级上将白崇禧之子，也曾在这里学习过。“有一次，白崇禧过来视察，周围有不少官员在场，询问儿子的学习近况。我丈夫直接回答，丝毫未给白崇禧面子。”
“那时候，只要是品学兼优的学生，他都会择优录取。”这在后来成就不少有能力的青年。
直到多年后，当年的学生已遍布全球各地，有在美国、英国，以及中国台湾等地的。2000年左右时，这批学生来到成都，与赵步云夫妇见面。“他们站了几排人，一起面向我们敬军礼。”刘治芳说。
2006年5月左右，赵步云辞世，留下刘治芳和8个孩子。如今，刘治芳最小的曾孙，已经1岁多大。四代同堂，其乐融融。
由于年纪较大，刘治芳已经不再唱歌。身体健康时，会出门散步。更多的时间，还是看书、看报。
“母亲比我们还关心新闻。”刘治芳的女儿赵瑛说，母亲每天都要翻看报纸，上面的新闻有时候还要讲给我们听，“前些时候，她看到报纸、电视上在讲抗战老兵，她更来了兴趣，只要有相关新闻都会看。”华西都市报记者杨力（图由受访者家属提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