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史爱好者在岘山中实地查勘。 马军 摄
位于我市城西南3公里左右的癞毒冲内，有一座岘石寺遗址。岘石寺是唐代以来在两湖以及山西、河北等地都有较大影响的名刹，在抗日战争中拆毁。由于地处襄阳城西南的崇山茂林之间，环境清幽，附近有蘑菇状巨石一块，名“岘石”，又有一岩洞，名阳广洞，又名栖霞洞。林深、树茂、石奇、洞幽，千余年来历史文化堆积富厚，特别是岩洞石壁及周边留下大量摩崖石刻。
这样一块清净之地却牵扯着一场长达数百年的“争名”公案——岘石寺所在的山叫什么山？
翻开1983年出版的《襄樊市地名志》，这里叫做岘山。但1600多年前的东晋史学家习凿齿在《襄阳耆旧记》中记述：“岘山下，汉水中，出鳊鱼。”郦道元在《水经注》里说，沔水（即汉水）流经岘山东，接下来才流入习家池的大鱼池。再次证明，岘山是临汉水的。而远处深山的岘石寺处，根本不临汉水，为什么市地名办要把这里当做岘山呢？
原来，这是有来历的。
400多年前 ，明隆庆（1567-1572年）初年，襄阳来了一位知府汪道昆，他的文章与王世贞齐名。也许是更爱岘石寺这里的风景清幽，汪道昆就把羊公祠、岘山亭都从岘首山搬到了岘石寺处，并告诉人们，这里才是羊祜羊叔子登临的地方，是岘山。
50年后，一位叫做唐显悦的知府又把岘山亭挪回了岘首山。岘山亭建到岘石寺处时间虽然短暂，但是影响很大——岘石寺的和尚一口咬定寺庙所在的山就是岘山，每逢有游客来都会再三向人讲述。甚至，到后来这里还建起了“羊叔子亭”。导致襄阳本地的老百姓甚至秀才们都被误导，称这里为岘山。
康熙四十七年（1708年），赴任云南的官员吕履恒途经襄阳，与同僚游岘山，发现“土人不知所谓岘山者，惟举岘石寺以对”，所以，他特地在游记首句强调：“岘山，一名岘首。”
157年前，咸丰九年（1859年），一位名叫蒋琦龄的文人，广西人，曾任顺天府尹，多次来往襄阳，时评他“性耿直，好论事”。对于轻率迁移岘首山文物的汪道昆，他作诗提出了尖锐的批评：“移亭于岘石，大谬始明代。”
光绪版《襄阳府志》的纂修者襄阳才子王万芳说：“岘山在城南七里，自晋以来《图经》别无异说，唐、宋碑碣今现存者皆可证也。自汪扶移亭他所后，遂转徙无常，各师独见，聚讼纷如。羊太傅遗德，不宜迁动，勿令敬儿笑人。”如王万芳所言，襄阳在岘山地名上所犯的错误，确实贻笑于全国数百年之久，直到晚清，大学问家王闿运过襄阳时仍然笑话襄阳人“土人无知岘山者”。
既然岘石寺处不是岘山，接下来就应该找到此处过去的地名。
记录地理名称最可靠的莫过于地方志书，传统志书往往列有“山川”之属。襄阳属于修志较早的地区，宋代知州高夔所修志书“最称详备”，可惜并未流传。明代天顺年间所修的《襄阳郡志》是目前襄阳也是湖北现存最早的方志，但该志仅四卷，较为简略，对岘石处缺乏详细的记载。明初的诗文亦有涉及此处，但由于岘石本身的特征过于鲜明，往往都以“岘石”称之。
岘石处摩崖众多，或有线索留存。熟悉此处的人们都知道，最早的一块摩崖位于岘石后，是南宋庆元三年（1197年）时任京西南路安抚使兼襄阳知府的程九万所作的《程九万诗并记》摩崖，记文首句说：“囗囗山旧有阳广洞、壶天阁。”这是目前所见唯一提到此地山名的文字资料，但是关键的山名二字却漫漶不清，清代各版本府、县志及各种金石类书所见也均残缺，但就其描述山名是两个字而不是一个字来看，这里并不叫“岘山”也是明显的。笔者并不气馁，又在明代方志中查找，或能窥程九万摩崖尚未漫漶时的全貌。就常见的明代方志来看，对岘石一地，天顺志失载，万历志也没有涉及，于是笔者继续追查较为稀见的正德《襄阳府志》。终于，笔者在国家图书馆内看到了乾隆年间知府陈锷在修撰《襄阳府志》的“补遗”，其中有摩崖尚未漫漶时的早期录文，首句赫然是“延庆山旧有阳广洞、壶天阁”字样。
原来，众说纷纭的岘石寺处在的山，其正确的山名应该叫“延庆山”。
从宋到明，延庆山一名湮灭在了历史的长河之中，但是，宋代的襄阳延庆山并非籍籍无名。隋唐以来，襄汉一地就是全国佛教重地，城内外特别是西南诸山中佛寺林立，延庆寺即是其中较有名气的一座。《天圣广灯录》有“襄阳延庆山子荣禅师”条，其下一条机锋对答可以明确地表明延庆山与岘石的关系：“问：‘如何是延庆境? ’师云：‘阳广洞居方丈北，道安岩向食厨东。’进云：‘如何是境中人? ’师云：‘凤林关下往来者，岘山亭上任看碑。’”岘石背后的阳广洞今仍存，从引文知洞就在当时延庆寺的北边。延庆山之命名当从延庆寺来。延庆寺始建于隋开皇年间，初名兴国寺。
岘石寺长期借名岘山，无非是借羊祜登临置酒的盛名，但今天看来，延庆、岘石本身的人文渊薮并不缺乏，何妨“岘山的归岘山，延庆的归延庆”，让襄阳的两处人文胜迹各安其位，各放光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