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的一次飞行中，电影制片人藤井树惊喜地发现飞机上在放映一部老电影《不见不散》。元旦刚过，飞机上选这部片子很是应景，毕竟，它诞生于那个冯小刚才刚开创出贺岁档的红火年月。很多往事已经记不清晰，可是冯氏贺岁片这种烙刻着清晰时代印记和大众风貌的电影，似乎可以把旧时光里的碎片一一连缀，一旦以它们为坐标，一切又突然变得鲜活起来。
《不见不散》里讲述的“美国梦”大概是90年代最火热的话题，两个打拼的异乡人彼此提携、惺惺相惜，他们一起经历了很多狗血和狼狈，夸张而荒诞，如今回望，那副“不着调”里竟然包含了很多内容，给人以遥远的抚慰。看着葛优那张尚未衰老的脸和没个正经工作还偏要一本正经胡说八道的劲头，藤井树不由心生感慨：“放在1998年，这电影真是开风气之先啊。”几天前，正好她也观看了《非诚勿扰3》，觉得片子远不像很多人“踩”的那样差，从制作人的角度谈，她认为这是一部很有诚意的作品，但是也必须承认，影片自始至终像是一个过来人的人生感悟或者说自我致敬，并不与当下产生勾连。已经66岁高龄，还在谈着“colourful”恋爱的葛优，也再不是当年他扮演的那些市井小民姚远、刘元、韩冬……
其实已经有好几年，人们几乎记不起“贺岁档”这个概念了。当年最火爆的“贺岁档”指的是元旦前后跨越新年的档期，而现在，以往扎堆到年尾年初的大片们，纷纷向后挪移，奔赴了春节档，新年前后的跨年档留给了年轻人，那些谈恋爱的、准备谈恋爱的，都愿意在新旧交替的时候来点仪式感。
本来已经随着贺岁档的消弭而隐退的冯小刚，再次携他曾经擅长的喜剧贺岁片卷土重来，人们才又想起来贺岁档这回事。可是，曾经跟着冯小刚和葛优又笑又闹的70后、80后们，早已因为上有老下有小的生活退出了观影的主流，一个奔70岁而去的中老年富豪爱情故事，二十多岁的95后、00后，能共情吗？
观众迭代，时代的物候也早已变更，而冯小刚依然留在旧梦里，只是年轻观众已在寻找新欢。
从哪来的贺岁档
“很多观众吐槽《非诚勿扰3》里的多巴胺色，其实那些颜色都不是乱来的，他们穿的每一件衣服，每一个配饰、颜色全部精心考究，我相信一定是费了很多心力去营造这个看起来很缤纷的世界。”藤井树对《中国新闻周刊》说，这部在符合理想的完美机器人和真实伴侣之间勾选选择题的影片，在藤井树看来，其实有不少可圈可点之处。
可观众就是不买账。2024年元旦前上映了五部故事片，《非诚勿扰3》垫底，且和其他影片形成断崖式差距。截至1月10日，跨年档第一名《一闪一闪亮星星》票房6.67亿，第四名《潜行》也有3.13亿，《非诚勿扰3》只有8290万。冯氏喜剧被诟病最多的大约就是影片“段子化”“小品化”，可是同档期另一部喜剧《年会不能停！》，却以6.11亿票房列跨年档第二名，且迅速反超成为冠军，豆瓣评分高达8.2。
是因为冯小刚老了，所以段子不好笑或者过时了吗？这样的判断似乎过于简单粗暴，那么到底是谁在看贺岁档？他们究竟需要什么样的贺岁影片？如果回到贺岁档诞生的最初和之后发展流变的几十年历程里，也许我们可以找到答案。
今天，很多人认为“贺岁片”的概念起始于1997年冯小刚拍摄的《甲方乙方》，其实，中国贺岁片的时间可以再向前推十几年。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贺岁片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的香港。
“档期”的概念出自美国，片商根据同一部片子在一年的不同时段放映，将会产生不同效果、带来不同利润的原则，选择在特定的时期推出特定的电影。这一概念在20世纪70年代末，被引用到香港。在中国，香港大概是最会制造娱乐神话的地方，“暑期档”、“圣诞档”等舶来品出现不久，香港人就创造了一个中国人自己的档期。
70年代中期开始，喜剧片开始在香港拥有一席之地。1981年，许冠文自编自导自演了一部喜剧《摩登保镖》，选择在新年第一天推出，票房开出红盘。借鉴这次成功经验，1982年新艺城电影公司推出了搞笑动作片《最佳拍档》，上映日期选在新年和春节之间，票房同样取得佳绩，于是接连在1983、1984、1986年新年期间相继推出续集。几部影片成功再加上“档期”概念的深入，嗅觉灵敏香港影人看到了契机。于是乎，每年岁末或新年后不久，香港都会推出几部以“贺岁片”为名义的电影，一直放映到春节之后，逐渐演变成新年、新春贺岁档期的概念。
此时，“贺岁片”基本由擅长喜剧的艺人出演，例如沈殿霞、曾志伟等人。待到80年代末90年代初，香港影坛渐入佳境，他们创造性地引入了旧时梨园的“贺岁”传统——每逢年关岁末，大帮名角儿聚到一起唱一出大戏。大量当红明星不在乎片酬，只为在贺岁片里露个脸，那时的香港贺岁片，常常连龙套角色都是知名演员，贺岁片几乎成了可以一窥艺人当年人气的试金石。
电影的内容，从名字就可以看出来：《富贵逼人》《福星高照》《八星报喜》《吉星拱照》《富贵吉祥》《家有喜事》《花田喜事》《大富之家》……一派喜气吉祥，不管故事多么离奇诡谲、异想天开，结局无一不是皆大欢喜，在电影的末尾，所有演员齐聚一堂，拉出横幅、彩带，道一句“恭喜发财”、“福禄寿喜”。电影的色调主体为代表喜庆的红色和表达发财富贵的金色，一眼看去，喜气洋洋。“它们不讲究什么镜头语言、电影艺术，压根不是这些影片的诉求，它们非常简单直给地完成年节所需要的社会功能——拜年、合家欢、图一个乐呵。”藤井树说。
进入20世纪90年代，香港电影已经发展到了繁盛的顶峰，凭靠嘉禾、新艺城、德宝等几家大型公司作为支撑，不仅顶住了好莱坞电影的竞争，甚至称霸了全亚洲华人电影市场。作为自己开创出的贺岁档，聚集起了香港最具才华和影响力的影人。1992年1月和12月底，刚刚成为票房灵药的周星驰分别以《家有喜事》和《武状元苏乞儿》进军贺岁档，这一年，成龙也带着他的功夫喜剧《双龙会》瞄准贺岁档，杀将进来。
后来很多年，周星驰和成龙在贺岁档的对决，成为香港电影市场的另一场“双龙会”，两人贺岁影片的票房之争简直是新年期间香港娱乐版面最津津乐道的话题。其中最值得记录的，无疑是1995年。这一年年初，周星驰推出了后来封神当年却遭遇滑铁卢的《大话西游之月光宝盒》，成龙拿出的是让他成功打入好莱坞市场的《红番区》，也正是这部《红番区》，在内地做了“第一个吃螃蟹的人”。
《红番区》是第一部以“贺岁片”名义来内地宣发的电影。上海戏剧学院教授石川回忆，那时内地的电影市场，完全可以用萧条来形容。另外，盗版影碟也将一大批观众拦在了电影院之外。香港的贺岁片从新年放映到春节，但同一时期的内地是另一番景象，每到过年，所有的影院都关门休息，到了大年初三才开始营业。
《红番区》在内地定档的时间为1995年1月29日，比香港晚一周多，正值农历腊月二十九，因此《红番区》的票房并不被看好，人们担心春节的电影院没有人。前北京新影联副总经理高军记得，当年为了让《红番区》春节期间正常放映，他在动员影院上花了不少力气。1995年大年初一，当北京市很多影院的工作人员带着悲观与不情愿开门营业时，被眼前的景象震惊了，“简直是扶老携幼，几乎是全家出动来看电影”。高军回忆当时的情形，仍然觉得不可思议。
在从来只有“故事片”“纪录片”“科教片”“美术片”的中国电影语境里头一次出现“大片”的1995年，《红番区》在电影票还不足10元的年代以9500万票房位居全年第二，仅次于《真实的谎言》。第二年，成龙又带着《警察故事4之简单任务》(又名《白金龙》)登顶当年的内地票房冠军。成龙两次以“贺岁”为营销用拳脚给内地年初冷清低迷的电影市场带来的巨大冲击和刺激，“打”醒了困惑在低靡票房之中的内地电影人。
冯氏贺岁片
1997年年初，高军和时任北京电影制片厂厂长韩三平、时任北京紫禁城影业公司总经理张和平等人一起吃饭，大家说起国产影片的不景气和进口大片的冲击，不由感慨，既然香港电影人能拍出自己的贺岁片，内地影人为什么不可以？他们"密谋"出一件大事。
春节刚过，韩三平把导演冯小刚喊了来，说和他聊聊。那时，凭借《编辑部的故事》《北京人在纽约》，他已经在电视剧界有了一席之地。冯小刚在自传《我把青春献给你》中回忆，韩三平对他说，拍一部贺岁电影吧，而且是喜剧。那年夏天，冯小刚用王朔的小说《你不是一个俗人》改编好了剧本，《好梦献给你》《比火还热的心》《成全你陶冶我》……换了好几个名字，最终定为《甲方乙方》。
这个讲述"好梦一日游"的小品碎片式的喜剧片，在韩三平让整个北影厂全部项目为这部电影让路的支持下，只花了46天便全片杀青，于1997年12月24日上映。
石川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成龙的《红番区》曾经打开过一次春节影院的大门，但内地的贺岁档在一开始就把时间择定为元旦前，避开春节，因为人们仍然没有春节观影的习惯。这其中有个不可忽视的硬件因素，90年代，中国银幕数量还不足2000块，且集中在一二线城市，每逢过年，务工者回乡，压根没有电影院，在当时大城市老百姓的认知里，也觉得大过年的全家聚一起吃饭聊天最重要，哪会去电影院？
在下岗成为社会热门议题、电影也不景气的1998年，《甲方乙方》以王朔风格的幽默语言讲述了四个待业者一起帮助人们实现梦想的小故事。许是正好扣合了当时人们心中的念想，这部只投资了400万左右的“大荒诞、小喜剧”因一举夺得3600万票房而轰动一时，被称为内地第一部贺岁电影。接下来的十年，冯小刚共拍摄贺岁档影片6部，均为年度票房前三，《不见不散》《没完没了》《一声叹息》《大腕》……冯氏贺岁喜剧形成了自己的品牌，与冯小刚有约，成了不少人年末的期盼。
“说冯小刚是开风气之先者一点都不为过。”影评人梅雪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那时候，拍摄完全以商业为基本诉求的著名导演非常少。如果要讲中国电影的工业化、市场化，冯小刚绝对是一个绕不过去的角色，甚至可以说是坐标系式的人物。”
冯氏电影的喜剧表达，深受王朔影响，也正是王朔等作家，为他的电影提供了生活剧变之下的人物范本——玩世不恭、荒诞颓废、痞坏贫嘴却又内里良善，绝非恶徒，是随处可见的凡夫俗子。所以，在冯小刚早期的电影里，没有英雄，没有帝王将相，也没有风华绝代的面孔，有的全是市井和当下，扑腾的尽是此身此地的烟火气。
在梅雪风看来，那个时代走红的周星驰、冯小刚以及王朔，都代表了一种解构。在这个层面上，也恰好与90年代的集体心理相投。“冯小刚的走红，实际上和周星驰大火所反映出的大众心理在内在逻辑上是一致的，只不过周星驰更草根，冯小刚因为把王朔当作精神导师，所以更具有文化自觉，虽然是娱乐电影，但仍然有一定的思考、品位和趣味，而不是简单直给。他对社会有批判，但又相对温和，不至于不留情面。”
那时的冯小刚，几乎没有对手。在第25届大众电影百花奖颁奖典礼上，《大腕》获得最佳影片大奖，葛优是最佳男主角。2001年，《大腕》首映式上，冯小刚还意气风发。但一转过年，情况就变了。2002年，冯小刚缺席了贺岁档，张艺谋来了，带着投资空前的《英雄》，这部影片创下中国电影全球票房最高纪录1.77亿美元(约14亿元)，在内地票房也达到了2.5亿元，这是中国影史上第一部票房过亿的电影，也是张艺谋转向商业大片的起点。《英雄》的出现悄然改写了中国贺岁档的一家独大和喜剧路线，之后中国导演便开始了在贺岁大片路上的狂飙。从2005年的《无极》到2006年的《满城尽带黄金甲》，国内最具影响力也被公认为“电影中坚”的第五代导演陈凯歌、张艺谋都走上了这条路。
2002年开始，私营企业被允许参与电影投资，大笔资金涌入电影市场，让商业大片开始成为主流。在层出不穷的商业片带动下，看电影变成大多数人最主要的娱乐生活方式，贺岁档也俨然成长为一年一度的黄金档，所有片商都削尖了脑袋想挤进这个档期。
以温情机智的市井小民故事开创了“贺岁片”时代的冯小刚，也许是觉得自己的冯氏喜剧已经臻于化境，悄悄开始了改变，2003年的贺岁片《手机》就已初露端倪。影片在北京电影学院点映的时候，有人问冯小刚：“《手机》和以往的贺岁喜剧不太一样，结尾时较为沉重，这样的影片还是贺岁片吗？”那时候意气风发的冯小刚被称为“小钢炮”，一言不合就怼同行怼记者怼观众，他回答：“很多人告诉我应该如何做，但是他们没资格教我，贺岁片就是我开始拍的，所以我不需要别人告诉我该怎么拍贺岁片。”
2004年的《天下无贼》无疑也是一部“另类”，冯氏喜剧第一次出现了死去的主角，但不管怎么说还有喜剧包袱，2006年的《夜宴》和2007年的《集结号》彻底开启了冯氏贺岁片的转型之路。越来越涉足厚重题材，与张艺谋，陈凯歌等科班出身的人，恰好错向而行。
梅雪风理解冯小刚的转变：“内地导演和香港导演不一样，香港导演可以把自己当成工匠和产品经理，但在内地的文化语境里，冯小刚一定不甘心仅仅被票房认可，他希望向层次更高的文化层面和电影史层面攀升，一个作者试图完成自我跃升，是无可厚非的。”难得的是，冯小刚转型后更接近于自我表达的电影，仍然保留了商业属性，取得了票房成功。
没钱的人想有钱，有钱的人想出名，出名的人还想载入青史。从题材到类型的转变，其实不仅仅是冯小刚个人的选择，同样也是贺岁档发展进程的印证。贺岁片，最终从喜剧片这一类型片丰富到了各种类型片。
被分裂的贺岁档
人们已经记不清楚，到底从哪年开始，春节的电影院再不关门了，但即便是贺岁档已经蓬勃到成为兵家必争地的21世纪前十年，春节7天，也还是票房洼地。谁也没有想到，这个春节不进电影院的习惯，被好莱坞打破了。
2009年12月中旬，本想在中国赶上贺岁档，同步北美上映的《阿凡达》因为种种原因被迫延期到了2010年1月4日，距离除夕还有10天。和平影都市场部经理丁荣至今都记得那场铺天盖地不可阻挡的观影狂潮。作为中国最早的IMAX影院，和平影都成了整个“长三角”地区观众的目标。“很多周边城市的影迷为了最佳观影效果专程大老远跑来，苏州、杭州、南通、无锡、常州……”丁荣对《中国新闻周刊》说，一票难求的《阿凡达》热度一直持续，使春节的影院也挤满了人，排队的人们拿着现金，围着和平影都所在的“来福士广场”绕了三圈，和平影都一天的现金流甚至超过了银行。
《阿凡达》以13.39亿元票房成为中国电影票房史上首个突破10亿元的电影，中国电影票房也从这一年迈入了百亿大关。又是敏锐的香港电影人看到了内地春节观影的巨大潜力，三年后，已经是“星爷”的周星驰避开内地大片扎堆的贺岁档，携《西游·降魔篇》瞄准了春节，该片选在大年初一上映，海报下方用红字清晰标明了“无敌贺岁”四个字，《西游·降魔篇》正式奠定了春节档的基调，12.46亿的票房不仅让“大年初一看电影”从此成为规定动作，“贺岁”二字也渐渐从跨年元旦移向春节。
这一年，冯小刚在短暂回归了冯氏喜剧、执导《非诚勿扰》一和二之后，拿出了比《集结号》还要沉重的《一九四二》，要重提一段被抹去的、沉痛的历史，他遭遇了从影以来的第一次惨败。同档期的《泰囧》以黑马之姿用12.7亿票房拿到了年度冠军，投资2亿的《一九四二》票房只有3.6亿。今天的豆瓣，经过漫长10年，已经给《一九四二》正名——高分8.2，但仍然可以看到大量来自2012年的1星、2星，当年的网友评论说：“整个就是从惨到很惨到非常惨的过程……冯小刚还是回去拍喜剧吧。”
石川很欣赏冯小刚没有满足于冯氏喜剧的程式去探索更自我的表达，觉得《一九四二》是一部深刻的片子，如果说冯小刚有什么失误，那就是选错档期：“这部片子很不适合贺岁档‘年节消费’的氛围，说白了，老百姓觉得辛苦一年到年末了看这么一部片子，有点‘触霉头’，如果拿去国庆档甚至暑期档，可能票房都不至于这个样子。”
此时，内地的电影市场正在迎来一场轰轰烈烈的变革。2012年，恰逢院线化改革10周年，一二线城市电影市场已经接近饱和，三线及以下城市消费能力不断提高，各大院线公司将业务发展方向的重点逐步转向三四五线城市，中国迎来了电影银幕的“大跃进”。在2017年，三线及以下城市银幕数量占比已达54.11%，正式赶超了一二线城市。再加上中国高铁的迅猛发展，回乡过年变得越来越容易，电影这项大都市人的娱乐休闲方式下沉到县城和乡镇。
电影里带有强烈大都市趣味的冯小刚，似乎更加落寞了，在拍了一部被批评为《甲方乙方》复制品的《私人定制》后，淡出了贺岁档。如果说，春节档在诞生之初还曾和贺岁档有过一番角力，那么随着看电影逐渐从一个人的城市文化生活转变为一家人春节团聚的新民俗，贺岁档伴随着冯小刚的隐退彻底沉寂，春节档应运确立，成为一年中最火热的档期，大片云集。例如2015年曾放在年末贺岁档上映的《唐人街探案》，2018年第二部推出时，已经转移至大年初一，那一年，同档竞争的《捉妖记2》，第一部上映时间为2015年暑期。
大片离去，岁末年初的档期留给了年轻人，尤其是年轻情侣，毕竟，一起跨年是在全世界都颇具仪式感的事。于是，“得年轻情侣者得天下”，谁能把仪式感做到极致，谁就能冲出来。例如2008年喊出“一吻跨年”的《地球最后的夜晚》，尽管大家看完这部沉闷的文艺片后狂呼上当，但凭借这个营销，它卖出了2.64亿票房，被称为史上最辉煌国产文艺片。再比如今年的爱情电影《一闪一闪亮星星》，无论怎么被吐槽剧情不合理，仍然凭借浪漫的“下雪场”，预售一骑绝尘，全国各影院标有“下雪场”的影厅几乎场场满座。
舍不得离去
一代人记忆里的贺岁档远去，流变成了分众明显的跨年档和春节档，但冯小刚似乎浑然不觉。2016年，《我不是潘金莲》选在11月18日上映，宣发写着“提前开启的贺岁档”。这部影片几乎受到影评界的一致好评，但4.8亿票房只排在当年票房排行榜第29。2017年《芳华》、2019年《只有芸知道》仍然安排在传统贺岁档期。
当《只有芸知道》票房终于过亿，宣发人员发出一张祝贺海报，那天凌晨，冯小刚第一次在社交平台上“认老服输”，他回忆起当年《天下无贼》票房过亿后所向披靡，是何等豪情，慨叹“时至今日，天地反复，一众新锐导演生龙活虎，摧营拔寨，一部影片动辄已是20亿起步，不过30亿都不好意思庆功……不禁感慨，英雄老矣”。当观众批评影片“是一部沉闷笨拙的中老年纯爱片”、“冯小刚老态毕现”时，他再不是当年逮谁怼谁的“小钢炮”，而是虚心地回应：“您花了钱，骂几句出出气都应该。这是人之常情。不解释。”
岁月开始显示它的威力，在《只有芸知道》缓慢至极的镜头语言内外，冯小刚都不再和生活死磕。但不管怎么说，一部舒缓的纯爱片，天然是小众的，票房只有1.38亿仍然可以找到借口。今年上映的《非诚勿扰3》是冯小刚最熟悉的配方，按现在的票房走势预测，总票房将不足一亿。
藤井树有点替冯小刚遗憾，她觉得冯小刚仍然选错了档期：“《非诚勿扰3》明显是一个系列的终结，是给昔日‘非诚勿扰系列’观众的一个礼物，这些观众怎么可能出现在跨年档？他们都已人到中年，如果放到中年人最有可能走进影院的春节档，说不定会好很多。”
或许冯小刚根本不知道，用自己喜剧开拓出来的贺岁档早已消弭，也可能他知道，但舍不得离去，众人奔赴新的战场，第一个攻上山头的老将，选择留在原地。他也不懂得当下年轻人的痛点、笑点在哪了，年龄、身份、经历早就把他带离了生活的粗粝，葛优从《手机》开始，就不再是市井小民，在《非诚勿扰》第一部中出场不久，已经获得财务自由，《非诚勿扰3》自然是老年富豪的故事。
影评人梅雪风同意很多人说的“冯小刚变了”，但从另一个角度看，这也许恰恰说明，冯小刚是一个还算真诚的创作者——“不懂的事情就不去瞎掰。如果已经和生活产生一定距离，却还要为了讨巧而强行接地气，这不是另一种虚伪吗？”在梅雪风看来，随着阅历变化，对自己看到的，能理解的、感兴趣的，能被打动的那种生活，仍然保持坦率诚实的态度，这更加重要。
他当年的那些先锋，到底还是老旧了，他无法再赋予它们新的生命力，年华老去，当年与他的针砭时弊、自嘲与解构相共振的民众心理，也已转向。“现在的民众心理都不用从电影里看，翻翻抖音、今日头条下面的留言，就知道了。”梅雪风说，这当然不能与创作者的作品形成简单因果，却是无法剥离的具体语境和背景。
所以，冯小刚到底怎么了？可能没怎么，只是岁数到这了。一个理性的观众，如果要求一个已经65岁的导演还得一直保持他年轻时的力量和锋利，那也许是把创作这件事想得太容易了。坐在空荡荡只有四五个人的影厅，听到《非诚勿扰3》的片尾曲响起，字幕打出，眼前又浮现出了已是27年前的《甲方乙方》，片尾镜头凝视着远方雪地里的一个回眸，葛优说：“1997年过去了，我很怀念它。”
《中国新闻周刊》2024年第3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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